守旧的历史演进,笔者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群众

2019-09-26 12:54栏目:产品评测
TAG:

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创建政党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历程。其间,在“枪杆子”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笔杆子”的威力也越来越彰显,“两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为“笔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出现之后迅速崛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有特色的办报模式和新闻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贴近”传统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指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在中国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评论写作和报刊编辑等内容生产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或实际兼任党报党刊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前者专职生产党报党刊的内容,后者虽是兼职却在参与党报党刊内容生产的同时影响甚至决定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方向。

“三贴近”既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指导原则,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党先后提出了新闻宣传通俗化群众化思想,新闻宣传大众化思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以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这些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构成了“三贴近”传统的演变史。回顾和梳理“三贴近”传统的发展脉络,总结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将有利于我们对“三贴近”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报人大致可以分为创党初期报人、苏区报人、延安报人及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四类。按照前述界定,当时共有244人。其中创党初期报人74位、苏区报人24位、延安报人78位、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68位。作为一个群体,这四类报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延续关系。

[关键词]“三贴近”;新闻宣传;优良传统;群众路线

管家婆最快开奖现场,创党初期报人大多由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报刊工作,很快创建了一批党报党刊、团报团刊和工人报刊,分别由党委宣传部、团中央和团地方宣传部以及工人领导机关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亲自担任编撰工作。由于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因此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在党报党刊工作过。在国统区危险、艰难和清苦的环境下,他们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们在办报实践中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报人角色融入党员的要求之中,为探索创办党报党刊的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打压,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撤出上海并抵达江西,创党之初的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诚如范敬宜先生所说:“说到‘三贴近’需要讲点历史。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三贴近”传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党分别提出了哪些代表性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三贴近”传统的发展脉络,总结党在宣传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将有利于我们对“三贴近”原则的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一批党政军报刊陆续创办。邓小平、刘伯坚等9位红军报人的出现壮大了苏区报人队伍,这是与创党初期报人队伍在结构上的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苏区报人认为报刊除了要集中力量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外,还需要为苏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配合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成了苏区报人的工作要求。此外,为了解决报社人手紧缺等问题和提高报道的准确性,苏区开始着力在各机关和各地方区委发展通讯员。网格化、系统化的通讯员队伍的建立,为后来“全党办报”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过,随着“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苏区报刊活动由此结束。

一 新闻宣传工作的通俗化群众化思想

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和宣传体系。从一开始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到出版《新中华报》,再到延安《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和《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延安新闻事业很快繁荣起来,报人队伍由此崛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仅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而且认识到“共产党人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道理,始终将新闻宣传作为革命事业的一翼。20年代,党在宣传领域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新闻宣传要尽可能地做到通俗化和群众化。

延安报人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报人中,张闻天、博古、陆定一、任质斌等10人是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来自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国共合作之后获释出狱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受中国共产党吸引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是延安报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新涌入陕北的知识青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还缺乏真正的、系统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延安的学校学习,之后再经过甄选分配到报刊社工作。

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报刊,如《新青年》《前锋》《向导》《工人周刊》《劳动周报》等,都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

除延安报人之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兴办了一批报刊。无论是在报人的来源和特征上,还是在办报模式和办报思想上,其他根据地报人都深受“延安模式”的影响。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指出:党的报刊“文字当力求浅显”,内容“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实施。”这里的“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和“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就是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最早表述。当然,这里的“切合群众”与今天讲的“贴近群众”,在程度和内涵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抗战胜利之后,一部分延安报人被派往东北、华北办报,从而有效地衔接了根据地报人和解放区报人之间的传承。这与只有陆定一、瞿秋白和周以栗3位创党初期的报人继续在苏区办报,及跟随长征的苏区报人只有陆定一和任质斌2人的传承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派到东北、华北的报人,后来成了接管新解放城市新闻事业、在新解放大城市办报的骨干甚至领导。坚守在陕北办报的报人,在西北各省解放之后被陆续派往各省办报并担任了领导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报人为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让延安报人的办报思想和工作作风走向全国,并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当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认为只有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才能够取得成功。按照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宣传工作的群众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对新闻宣传如何具体化群众化作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有:

多数中国共产党报人是因为个人素养符合党报党刊的用人要求,经过党组织的细致甄选才得到指派进入报刊社工作的。这一甄选模式,在报人群体崛起的延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1。新闻宣传必须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联系

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并不是办报。但是,他们或由于早年有过报刊工作的经历,或由于展示出了办报的素养和能力而得到举荐,成为延安报人。本着“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他们在成为报人之后,即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报业之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办报理念,并在办报实践中边干边成长。

中共中央指出:要真正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说白话”、“做空头文章”是决无效果的。“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决不会有正确的宣传文字”;“离开实际的宣传,在群众中是不能发生很大影响的”。因此,新闻宣传必须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目前的需要。“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鼓动他们为直接的经济要求而斗争,同时并且使群众实际经济生活与斗争的中间,认识党的政治宣传口号”。只有“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群众才会有兴趣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

他们接受了指派,也自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报人的要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报人。著名记者安岗的一次回答,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1948年底,安岗在西柏坡遇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便问安岗是怎么办起报纸来的,他回答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服从工作需要。”在他们看来,办报是革命分工的一种,报人也仅仅是众多革命岗位中的一个。组织指派的从业缘由,是他们对党管报纸、党管报人的高度认同。

2。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培养,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创党之初和苏区时期,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署名理论文章、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在报刊内容中占很大比重,新闻报道的内容不多,专职报人的人数也较少。随着延安报刊数量的增加和新闻报道的增多,专职报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相应得到重视。从青训班甄选知识青年进入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延安学校学习,再从延安学校毕业生中甄选部分毕业生进入报刊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报人的政治素质。而办报之余,报社经常开展政治理论和政治时事学习,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此制度化和常态化。即便是处于流动办报状态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报人,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如晋察冀日报社为了便于开展学习,利用报社现成的设备编印了许多纲领性文件和领导讲话的读本。制度化的政治理论学习,保障了报刊的宣传方向和报人的政治觉悟。二是办报业务能力培养。由于没有专业的新闻院校培养,绝大多数报人进入报刊社工作之前,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他们的办报技艺只能边干边学。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各报刊社都有一套训练新报人的方法,核心是同事之间的“师傅带徒弟”和“老手带新人”,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报人的上述甄选和培养模式,有效解决了报人的养成问题;其中的很多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新闻院校的人才培养所借鉴。

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实际就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敏感,能否抓住,能否及时地给群众以正确的分析与解答,是衡量新闻宣传水平的标准之一。中央指出:“忽略了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不利用这些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或是不能迅速抓住这些问题,在群众热烈注意之时说明其正确的意义,这是宣传工作上大的损失。”因此,当时中央要求,宣传工作必须利用每个时期群众所注意的中心问题,与党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扩大党政治宣传。

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新闻管理体制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相适应。根据党报党刊的属性和功能,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报人的定位和职能;随着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甄选和培养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延安时期趋于成熟。延安报人不仅有力支撑了延安报业、解放区报业发展,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员保障。

3。报刊的内容与形式要充分注意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兴趣

(作者:陈志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研究〔1921—1949〕”负责人、浙江万里学院教授)

党中央要求,无论是党的机关报,还是党支部办的工厂小报,都要充分注意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兴趣。“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工厂小报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始终贯彻了一条群众路线,要求“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可以说,20年代形成的新闻宣传的通俗化、群众化思想,既标志着我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也是新闻宣传“三贴近”传统的开端。

二 新闻宣传的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响彻中国文坛的著名口号。当时,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文化重建的指导方向,将大众化作为民族新文学建设的主要途径,掀起了“普罗文学”运动的热潮。受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影响,新闻战线也提出了新闻大众化运动的口号。

1931年秋,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工人报纸和劳动民众的报纸。”1932年,瞿秋白又撰写了《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新闻宣传“要脸向着群众”的著名口号。他认为,“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的,甚至于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一般的同志都要切实的注意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从多方面具体阐述了“脸向着群众”的大众新闻观。他认为,新闻大众化,第一是用什么话来写,“是群众日常口头上讲的普通话写的呢,还是用知识分子的新式白话——不成其为白话的白话来写呢”?他坚决地主张:“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的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必须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的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等……”

第二,消息必须具体、客观,关注群众“本身的日常生活”和“最切身的政治问题”。

瞿秋白认为,党的宣传是为鼓动和组织群众起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服务的。而要真正达到鼓动和组织之目的,就要切实地关注群众“本身的日常生活”和“最切身的政治问题”。他说:“单有口号的宣传,尤其是一般口号的宣传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一工厂的‘新闻’,关于每个工人的‘事件’,例如扣工钱、罚金,挨打、挨骂……关于工厂的消息,例如减少工钱,增加夜班时间,扣除工房的房钱,总之,工厂管理处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正确地迅速地记载到工厂小报上去。不但如此,关于政治的消息,也要简明清楚地叙述。”这段论述不仅对“消息”的正确、迅速、简明之特点阐释得非常清楚,而且,对党报怎样反映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具体的做法,非常具有实践的操作性。

第三,必须走群众办报路线。

新闻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群众办报,走群众办报路线。瞿秋白认为,一是要“组织自己的访员、自己的通讯员”,“工厂里的通讯员就要能够学习着自己写消息,写简短的文章”。二是编委会要对访员通讯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工作,逐渐扩大通讯员队伍,并吸收非党的工人进入编辑委员会,共同讨论和决定每次事变的态度和决定,写成指导群众的社论。三是“对于群众的意见,要会正确的批评,给他们相当的教育”,不容许单纯地咒骂落后群众“消极”。他建议,“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需要发展工人通讯员运动”,“必须党经过赤色工会去大规模的发动这个运动”。

毫无疑问,新闻大众化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30年代初期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共同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时候提出的新主张,是30年代新闻战线的主导性口号。1934年,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其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中提出的“坚决执行新闻大众化”,正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的。而且,他们对新闻大众化的理论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中提出:他们倡导的新闻大众化,就是“发动全国的工场新闻、农村新闻、军营新闻、学校新闻、街头壁报等的阶级新闻运动,并努力促其深入普遍的实践,以期使其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就是说,新闻大众化运动的实质是“阶级新闻运动”,其目的是使新闻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记联”的刊物《集纳批判》在《我们的使命》一文中也说:“我们更致全力于充实社会大众的新闻文化,凡地方、学校、工场、农村属于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新闻,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营养和扶持及作无尽的开拓。”可见,左翼记者发动和领导的新闻大众化运动,从内容、立场、动机等方面都与工农大众的生活和利益紧密相连,新闻大众化只是手段,鼓动和组织群众起来为民族的解放和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才是目的。

30年代党提倡的新闻大众化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党中央在1939年5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直至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乃至后来,新闻大众化都是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而且我党对大众化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和发展。

三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为标志,我党在党内开展了一次较长时期的马克思新闻观的教育活动。这次活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在继续提倡新闻大众化的同时,确立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思想路线。

首先,在大众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比30年代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全党对大众化的认识日趋统一。与30年代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新闻大众化理论,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主要体现在:1)对新闻大众化的核心问题——立场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过去讲到大众化,着重在报道和反映大众的生活上,但是,如果不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报道大众,那么,这样的大众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大众化。2)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应该大力报道人民大众的生活和要求、经验和创造,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英雄和模范,要大力宣传群众英雄主义,树立群众英雄史观。3)在新闻宣传的形式和艺术上,不仅是让群众读得懂,还应该以工农兵读者的口味为标准,使报纸真正为广大工农群众所喜闻乐见。4)在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上,记者应该自觉与工农兵相结合,虚心地向工农兵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公仆,变记者办报为群众办报。这些新的主张,解决了中国新闻理论中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为新闻宣传更好地联系实际和服务群众,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其次,明确提出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新主张。

“全党办报”的思想虽然在3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是,将它作为党报党刊的指导方针则是40年代确定的。1944年2月3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实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的全党办报的方针”。《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主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全党办报”是与“同人办报”相对立的。就是说办党报不是编辑部里几个人的事,更不是少数办报人的新闻自由,而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每一个党员都要对党报负责,阅读党报、发行党报,为党报写稿。“全党办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党对党报的领导,全体党员都要关心和支持党报工作。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再一次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指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与工作标尺。”1945年5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提高一步》又一次强调:“与群众联系的程度如何,为人民服务得好不好,是报纸办好办不好的一个重要关键。”为了使党报党刊更好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报党刊先后开展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改革,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根据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检查和改造报纸;加强通讯员工作,鼓励工农兵群众为报纸写稿;反映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事迹;反对“客里空”报道,提倡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等等。这些改革和做法,为党报党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虽然这个时期并没有“三贴近”的口号,但是,从理论到实践都为“三贴近”传统积累和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 新闻宣传的三大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根据由农村转入城市,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新形势,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1950年3月,新闻总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了“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并提出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导方针。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报告中解析说:“我们所说的实际是和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有直接重要联系的实际。”就是说,联系实际的对象,是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衡量的标准是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是否直接和重要。所谓联系群众,就是让“群众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占据我们报纸的主要篇幅”。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报纸办得很通俗,也是脱离群众的。而要更好地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就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1950年12月2日,吴泠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中,谈的一个主题也是新闻工作如何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问题。此后,党中央又多次发文,要求新闻战线认真贯彻落实三大作风,提高党报党刊的水平。如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以及西北局、中南局、华北局、东北局、西南局、华东局颁发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都强调了以三大作风来改进党报党刊的工作。

党在50年代提出用三大作风来改进报纸工作,就是为了使党报党刊的宣传工作适应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防止和纠正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和脱离群众的倾向,还为了改正报纸公式化、概念化、迟缓、冗长、不通俗等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建国初期的批评报道和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及全国新闻工作改革,使三大作风在新闻领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绩。据统计,1951年一1953年,《人民日报》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许多报道和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良好的影响。《人民日报》的改版,有效地清除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对新闻工作的影响,加强了党报党刊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使党的新闻工作“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口号从“切合群众”到“联系群众”,反映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者主体行为的自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 “三贴近”原则是党的新闻宣传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党的新闻事业又重新回到了健康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分别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指导思想。而其中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新闻宣传的群众路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群众服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改革开放新格局下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指导方针,反复强调新闻宣传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他把“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纳入党性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党性原则的内涵。1979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转移和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出了“背靠马列,面向实际”的口号,提倡新闻宣传要面向四个现代化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经验教训的实际。这说明被“文革”中断了的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重新回到了新闻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非常重视新闻宣传,提出了“喉舌论”、“生命论”、“导向论”、“创新论”、“根底论”等重要思想。他代表党中央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努力打好群众观点根底。他说:“新闻工作、党报工作,说到底,也是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密切联系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必修课和基本功。大家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做调查研究工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倾听群众的心声,多写出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作品来。”他在视察新华社时向大家提出了“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要求,希望新闻工作者“不断深入到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努力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新闻工作者”。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和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贴近”原则。这一原则既是对党的新闻宣传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理念在新闻宣传领域的体现。它表现了党的新闻宣传群众路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党的新闻宣传群众路线的表述中,经历了“切合群众”——“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的变化。从这些语言表述的变化中,不难看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党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群众永远是社会的主体,永远是我们党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在当前乃至未来的新闻工作中,只要我们坚持和贯彻好“三贴近”原则,自觉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那么,我党的新闻事业就会不断地繁荣兴旺。

版权声明:本文由管家婆开奖结果发布于产品评测,转载请注明出处:守旧的历史演进,笔者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群众